波兰斯基上封面:他们妖魔化我,于是我的皮变厚变硬了

“我恐怕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这事情真是既可悲又可笑。十岁的小女孩,天啊。我当时正在开车,在广播里听到了这个新闻,我马上停下了车,打电话给我的那些朋友。这事情实在是太...


“我恐怕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这事情真是既可悲又可笑。十岁的小女孩,天啊。我当时正在开车,在广播里听到了这个新闻,我马上停下了车,打电话给我的那些朋友。这事情实在是太荒谬了,以至于我跟他们抱怨说,这一次,实在是太过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结果呢,恰好相反,媒体还是把她也算在了我的‘被害者’名单里,也根本不去做什么核实。真是让人无语,她母亲现在还在那所大学里当老师,为什么就没人去找她核实一下?按照女儿的说法,妈妈把她卖给了一个变态,媒体应该去找这位母亲了解一下吧,不是吗?我的律师找私家侦探做了调查,发现那女人的哥哥早就在官方文件中表示过,自己妹妹曾控告父亲强奸她,而且她还两次入住过精神病院。她那个人,推特发了又发,写了又写,最终自己就相信了自己推特上写的那些东西。最后,我们把这些文件都拿给记者看了,根本没人理睬我们。我还能怎么办呢?”

在波兰斯基看来,这场妖魔化运动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如今快锒铛入狱的哈维·韦恩斯坦。波兰斯基表示,自己与这位好莱坞独立电影大亨并无多少私交,顶多只在各种场合见过数面。但是,2003年,因为《钢琴师》的关系,他成了韦恩斯坦的眼中钉。

2017年,还有一位美国女艺术家玛莲娜·巴纳尔(Marianne Barnard)公开指控波兰斯基,她说自己十岁的时候,母亲为了自己的大学学费,把她卖给了波兰斯基,后者曾长期性侵自己。记者也问到了这件旧事。

《雾都孤儿》剧照

“《钢琴师》在英国电影学院奖上拿到两项大奖,包括最佳影片在内。这下子,他慌了。那一年,他手里也有两部电影要冲击奥斯卡。所以,他策划了一次行动,旨在阻击《钢琴师》拿到奥斯卡。正是他重新挖出了26年前我和萨曼莎之间的那个故事,原本当时已经没什么人对这事还感兴趣的了;也正是他的媒体专员,第一个给我贴上了‘强奸儿童犯’(child rapist)的标签。最终,《钢琴师》没能拿到最佳影片,但搞笑的是,那个奖本来就是颁给制片人的,也不是我。而我倒是拿到了最佳导演奖。当时,是哈里森·福特代替我上台领奖,当时台下的人全都起立鼓掌了。”

不过,波兰斯基被翻的旧账也不止一桩。就在《我控诉》在法国公映之前不久,一位名叫瓦伦汀·莫尼耶(Valentine Monnier)的女摄影师公开指控波兰斯基四十多年前曾将她邀请至自己的度假小木屋,在那里给自己服药,殴打她,最终强奸了她。对于这一指控,波兰斯基告诉《巴黎竞赛画报》说他完全不记得有这档子事。

“因为这本来就很假,而且很明显,现在单说我强奸,已经都不够算是猛料了,还得再加码,说我打人才行。但事实就是,我从来不打女人。还有,她告诉媒体说,她被带去我那栋小木屋时,还有三名证人在场,都看到她去了。一个是我的助手赫拉克勒斯·贝尔维尔(Hercules Bellville),然后还有杰拉尔·布拉赫(Gerard Brach)和他妻子伊丽莎白。现在,前两位都已经去世了——正好遂了他们的意思,对于那些说法,死人没法确认,也没法否认。至于布拉赫夫人,媒体说没法找到她在哪里。剩下的还有对面小木屋的邻居,约翰·本特利(John Bentley),他说自己不记得当年瓦伦汀·莫尼耶曾跟他说过被我强奸的事情,但他却觉得我有着所谓的‘跟女人相处时的心理问题’。然后他们还找到了另一位神秘的邻居,他坚持要匿名——他在害怕什么?然后还有一些根本没有直接关系的证人,一些法庭根本就不会采纳的证言,但媒体却毫无保留地全都写出来了。总之,这一整个故事实在是有悖常理。”

采访结尾,波兰斯基回忆起自己遇到过的一件怪事。“大约二十年前,有个女人联系了我,说她是我和莎朗·泰特(Sharon Tate)的女儿,是1969年8月9日莎朗被杀死的那天,由曼森那伙人把她给救了下来!之后,她经常给我寄信,寄礼物,寄照片。她还把自己的名字萝西·布兰查德(Rosie Blanchard)改成了萝西·泰特·波兰斯基。这可真是精神错乱:她的出生证上,出生年份要比莎朗遇害整整晚了两年!”说到这里,波兰斯基拿出了满满一纸箱的信件和信封给记者看。“我都留着呢,不然的话,有谁会相信我说的?两年前,又有一个年轻人找上了我家的门,他转交给我一封萝西写的信。我问他们萝西是谁,我本来都已经不记得了。他回答我说,‘萝西啊,你女儿啊。那是我妈,我是你的外孙啊!’……苍天啊,救救我吧!”(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我控诉》剧照

至于那个令他至今仍遭美国通缉的错误,波兰斯基表示:“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有萨曼莎和我两个人知道。我已经不想再说这件事了。不管我究竟做了些什么,以什么方式做的,我都深感后悔。这话我已经说过许多次了,我给萨曼莎写过信,我平时跟她保持着联系,她知道我的想法。因为我的关系,她和她的家人吃尽了苦头,而且这一切现在仍在继续,尽管我并不希望这样。每次一有关于我的新的谎言出现,媒体总会又把她的名字给写出来。当初如果法院能让我们达成和解的话,原本可以让她不必经历这一切。她的名字被爆出来以后,她就过着地狱一般的生活。多年以前她就提出过,希望法院别再通缉我了,她给法院写过很多封信,说这些媒体闹剧带给她的伤害,已经远超过我当初对她所造成的了。结果呢,根本就没人听。”

《巴黎竞赛画报》记者问他是否觉得自己才是受害者。波兰斯基答道:“长久以来,一直有人在把我妖魔化,对于这种污蔑,如今我早已习惯了,我的皮变厚了,变硬了,变成了贝壳那样。但我在意的是我的孩子,我在意的是我妻子(编注:法国女演员艾玛纽尔·塞尼耶)。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事太糟糕了。所以我现在说这些,都是为了他们。就我自己而言,我早就不抱任何希望了,不可能再改变什么了。但他们也成了牺牲品,在社交媒体上遭人威胁、辱骂。孩子们为了保护我,不跟我说这些事,但我还是从艾曼纽尔那里知道了。再说了,现在这个时候,人和人之间还能有什么秘密吗?至于你问我是不是受害者,我承认,我自己当然是有责任的。我确实在1977年时犯了一个错误,结果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是我的家人付出了代价。媒体对我施加了前所未闻的暴力,类似这种新出现的虚假指控,他们从不会放过。他们才不管这些指控有多荒谬,经没经过核实呢,他们只知道这可以让他们又旧事重提了。对我来说,这就像是一个诅咒,我只能听天由命。”

那一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最终由韦恩斯坦制作的《芝加哥》获得。如今回过头来看,哪怕是不少对导演波兰斯基人品极为不满的媒体人,也不得不承认,相比《芝加哥》,其实《钢琴师》更应获得这份荣誉。

在此之后,波兰斯基又相继拍摄了《雾都孤儿》、《影子写手》、《杀戮》、《穿裘皮的维纳斯》和《真事改编》等多部作品,但要论激起的外界反应,恐怕都不如这一次的最新作品《我控诉》来得大。在参加威尼斯电影节放映时分发的媒体宣传稿中,导演毫不讳言地表示自己与当初的法国军官德雷弗斯一样,也是反犹歧视的牺牲品。到了11月,《我控诉》在法国上映,部分女权团体公开呼吁公众杯葛该片,甚至不惜人肉阻挡观众入场,他当年有份参与创建的法国电影人协会(ARP)也已宣布暂停其会员资格,下一步将商讨是否要将他除名。结果,《我控诉》却还是拿到了不错的高票房,也反映出法兰西民众在政治正确等问题的态度上与美国人的南辕北辙。

《钢琴师》剧照

《巴黎竞赛画报》的封面上赫然写着:“有人想要把我妖魔化”

上周出版的《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出人意料地以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作为封面人物。因为各种负面新闻而褒贬不一的他,近年来很少抛头露面接受采访。即便是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他也没有亲自露面为新片《我控诉》(J'accuse)站台。所以,这次《巴黎竞赛画报》的专访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一直觉得自己很受委屈的波兰斯基似乎终于找到机会一吐胸中不快,解释他历年来受到的各种指控。而这篇专访的大标题也赫然写着:“有人想要把我妖魔化。”

《杀戮》剧照

《影子写手》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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